在奉贤振茸农业专业合作社小龙虾垂钓基地里，游客们成群结队，提着钓竿一边呼吸着稻田氧吧，一边收获着一只只小龙虾，看着脚边的水桶里满满一桶小龙虾，愉快地商量着等下在合作社开的农家乐里就地烹饪、大快朵颐……
白驹过隙，回眸五年前，奉贤振茸农业专业合作社地处奉城远郊，交通不便，合作社负责人谢军守着近150亩水稻田，每年只有水稻一茬收入，光景好的年份每亩纯利润能达到500元，要是遇上个天灾虫害，一年白干也是常有的事情。眼看着外出打工的收入都比种田多，谢军曾一度想放弃种粮。
当时全区共有稻田养鸭、稻田养鱼、稻田养鳖等生态种养示范点5个，而稻田养龙虾还处于技术真空阶段。要发展稻田养龙虾，不仅谢军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区农技中心也要“沉下心”蹲点基地。从零开始，研究新的技术集成。
龙虾以稻田内的害虫、杂草为食，水稻为龙虾提供栖息之所，9月开始龙虾在稻田内打洞越冬，次年4月稻田灌水后龙虾又出洞觅食……这样的“合作”可谓优势互补。为了让小龙虾在稻田代代繁衍生息，水稻田就不能用化学农药、除草剂等，全靠调节水稻种植密度和小龙虾放养数量来确保生态平衡。低密度种植养殖使小龙虾更干净、肉质更鲜美，大米晶莹饱满、品质更好。
“水稻不打农药能行吗？”种了几十年水稻的老谢一开始心存怀疑。第一年稻田养龙虾，水稻发生病虫害时他还偷偷用了一次农药，结果当年小龙虾就没有产卵，第二年小龙虾产量急剧下降。看到区农技中心技术做的小区试验，老谢终于相信，稻田养虾零农药、少化肥是有技术底气的。
11月区农技中心组织水稻测产，种养结合第一年水稻亩产511公斤；小龙虾总产量超3000公斤。原来水稻收获后稻谷卖到粮库每公斤仅卖3元，种养结合后合作社卖大米单价6元/公斤；小龙虾单价27元/公斤，亩均产值2707元，比常规种植增收51%。“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稻渔共生、绿色循环”，尝到甜头的谢军坚定了走“生态种养结合”这条路。
“光是种养结合还不行”，区农技中心总支书记、主任钱非凡表示，“还要在增品质、育品牌、提品位上下功夫，通过水稻（1产）加水产（1产）实现一二三产产业融合（6次产业），打造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共赢的稻田全产业链。”
在区农技中心的指导下，振茸合作社走上了“1+1=6”的产业融合之路。首先是申请水稻绿色认证，接下来发展垂钓游，从卖“稻谷”变成卖“大米”、卖“龙虾”“卖钓竿”。在基地取得绿色认证后，“振茸小龙虾垂钓基地”的名声越来越响，不少市区游客慕名而来。在亲手垂钓小龙虾、亲眼实地考察水稻田后，不少市民提出要订购“虾稻米”，150亩的水稻还没收获已经销售一空了。
原先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振茸合作社，在市民眼中成了远离城市喧嚣和工厂污染源的“香饽饽”：节假日闲来钓龙虾，夏夜露营听虫鸣，金秋稻香尝鲜米，冬天地里拔萝卜。2021年，振茸合作社取得大米有机产品证书。2022年，振茸合作社仅靠小龙虾垂钓一项收入就达到30万元，卖大米和小龙虾收入90万元，比原先只卖稻谷增收340%。
除了振茸农业专业合作社，自2016年以来，奉贤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全区示范推广生态种养结合基地42个，总面积4038亩（辐射面积约1000亩），主要开展“稻-鱼”“稻-虾”“稻-鳖”等水稻水产共作模式示范。通过施用优质有机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安装太阳能灯采用性诱剂等绿色防控技术实现化肥、农药双减30%以上，示范基地亩均产值提高50%以上。
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生态种养结合还盘活了农业产业旅游消费“三位一体”，实现了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穿于乡村振兴全过程，起到了良好的产业融合示范带动作用。
接天莲叶无穷碧，稻花香里说丰年，振茸合作社等生态种养基地以田为布，用稻画底，龙虾、鱼、蟹、鸭游弋其间，一幅现代化生态农业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5、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区别摘 要：任何事物的起源和生存都有其适生条件，当条件不复存在时，该事物就会逐渐衰落或消亡，农业合作社也是如此。文章考察了合作社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认为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的适生条件在弱化，尽管其已取得先发优势，但是也不得不进行变革和转型。文章在分析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环境后认为，现阶段中国农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虽有其适生条件及可持续期，但在现代经济体系和全球化竞争的丛林法则中，中国农业合作社很难因循传统合作社路径取得后发优势，必须走创新和转型发展之路。
讨论农业合作社的起源，就必须从合作社的起源开始。合作社不是农民的“专利”,早期的主力军是工业革命初期的工人，涉及产业工人的生活消费领域，是英国工人为了应对工业革命和经济转型带来的生计压力组成的互助组织。世界第一部合作社法是《工业和节俭协会法》,在此之后合作社的范畴才逐渐拓展到金融、农业、保险、住房、医疗、家政、电力、福利等领域。
合作组织的出现并不是基于弱者互助的思想，而是发源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爱心与平等原则。在此之前的人类历史上常见的合作形式是自发分散的互助行为或原始社会和庄园制的集体劳动。
6、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间16—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早期社会主义思想。19世纪2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后出现了各种合作社思想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如罗伯特·欧文目睹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主张建立平等的爱心社会，坚持空想社会主义理论。12合作思想不仅是其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也是其创建空想社会主义组织的基础。欧文的合作社思想以公平、平等为原则，主张合作社财产共有，按劳分配；入社和退社自由，合作社成员地位和权利平等，合作社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合作社采取联合劳动、多种部门一体化经营的方式。欧文因此被推崇为“合作精神之父”。
产业革命初期的资本主义被称为血腥的资本主义。随着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的传播，英国工人首先开始创建合作社来摆脱商人的高利盘剥。13早期的合作社有合作磨坊、合作面包坊、芬威克织工协会、伦诺克斯敦友好食品社等。到1830年英国已经出现过数百个合作社，但大多数在1840年之前都经营失败了，直到1844年出现了具有现代合作社意义的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14并依据“罗奇代尔原则”取得成功。
1845年后德国陆续出现合作社，如威尔布施的面包合作社、费拉莫斯费尔德的贫农救济合作社、黑德斯多夫的福利合作社、莱弗森创立的莱弗森信贷合作社等。其中，莱弗森信贷合作社是德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合作社，主业是解决农民信贷问题，同时兼营销售、购买和其他服务业务。面包合作社的实质是将分散的弱小者组织起来，形成合作力量来对抗大资本、大商人的挤压。因此合作社从面包合作领域拓展到其他日用消费品，渐渐进入信用、农业、保险、住房等领域。15现阶段只要在有合作需求、条件和利益的领域，就可能出现合作组织。
7、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三个阶段“换工”是中国历史上农民互助的典型形式，但这不是一个组织形式。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数千年的生计型小农经济中没有产生农业互助组或者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否只有在商业因素进入小农经济后才大量出现合作社?18
在正常状态的19生计型小农经济中，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基本是自给的，大部分生活用品也是自产的，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绝大多数农民的活动半径很小，没有出现对农民合作社的需求。在自给经济中，几乎没有经济交易地位的弱者和强者之说，当商品因素进入小农经济后，就出现了变化。空想社会主义的合作思想说明，通过成员在组织上的平等联合，可以解决个人在力量或能力上难以胜任的问题，比如抱团合作可以提升农民的市场地位。合作的驱动力是各方都能从中获得好处，但是各方获得的好处可能不等，因此合作利益点就成为合作社形成和生存的基础。
此外，传统合作社还具备教育职能，但是现在已经被教学研究机构、政府、企业的教育体系和推广体系取代。
8、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三大改造吗近200年来，各国农业合作社的起源和发展基本上是在上述至少一项合作利益的驱动下实现的。如果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这些合作利益变小甚至消失，维持合作社的合作基点又是什么?合作社是否会转变为其他组织形态?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生产组织和市场组织模式不断创新，技术手段帮助农民不断提升个体能力，农民也面临更多选择。需要考虑的是，传统农业合作社的合作点、原有功能及作用大小是否发生了改变?合作功能是否被其他形式替代?
发达国家的农场越来越具有规模经济，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农场内部的一切农事，加之社会化服务可以满足生产所需，农场的生产规模效益和市场交易效益都很好。这表明生产资料互补性、劳力互补性在逐渐消失。但是在整合经济力量方面，单个农场的规模是远远不够的，合作社在要素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中依然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所以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以市场领域的合作为主。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的政治功能在萎缩，具体表现为农民人数减少，合作社在经济中的份额下降，农民的阶层分化和经营分化日趋明显，其共同利益的范围缩小，共同诉求也呈现差异化和分散化特征。在获取外部支持上，各国合作社的支持来源、种类、方式和力度有所差别。发达国家单独给予合作社的政策支持逐渐减少，并且为了避免公平性争议，经济性支持更是大幅度减少。
9、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对农业合作社冲击最大的外部因素来自于商业组织和交易网络的变化以及工商型农业公司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前者使农业交易的“准垄断”被突破，农民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差异缩小，农民可以在家通过互联网、快递物流系统、电商等直接进入市场，平台企业替代了合作社的传统功能。后者为合作社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一旦农业生产经营由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则农业的工业化生产模式使绝大多数合作社的优势被削弱。24农业与一般工商业的最大不同在于耕地是有限的，一旦拥有耕地，相当于拥有了准入垄断，阻止了外来者进入。以往发达国家对公司法人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设有限制，但是在全球化压力下，这些限制渐渐被打破，农业变得越来越工业化，对耕地的依赖度也越来越低。
一些批评者认为，合作社根本经不住追逐利润的私人企业的竞争。米塞斯指出：“合作性社团一百年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证明了：合作社没有能力在自由市场上碰运气。仅靠自己的努力它们维持不了生存。至少不能否认，人们还没有看到过合作社不靠政府照顾而经受住私人企业竞争的情形。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和扩张，不管达到何种水平，都要归功于税收减免，廉价的政府信贷及其他特权。”25而且，法律豁免也是具有不公平意义的政府支持措施。26
合作需求的减少使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减弱，农业合作社的吸引力下降，因此合作社不得不进行创新、改革、转型。得益于早期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合作社已经获得先发优势，构造了产品链、加工链、物流链和价值链，是既得利益者。从这点说，它们已经不是农业领域的合作社，而是将农业环节和非农环节融合在一起的“合作社公司”,其利益的主要来源也可能是非农环节，其规模已经不亚于一般的工商公司，它们遵循的是现代企业制度，而非合作社管理制度。
10、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势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农情，这也使合作社的作用更突出。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小农户已经不再是小而全的经营单位，而是全面卷入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商品性小农。
农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对于合作社发展和改革极为重要。从职业选择来看，农业越来越被边缘化。另外，解决农户小、散、弱问题不是只有合作社这一种选择。例如“公司+农户”的订单农业方式解决了部分农户的生产和市场出路问题，“小农+社会化服务”方式也解决了部分农户的生产问题，农村电商的兴起有效地缓解了农产品出路问题，土地流转解决了农民“不愿意种地和种地规模小”的问题，形成一批专业大户和新型家庭农场。
中国农业合作社还面临社会文化意识的问题。民众的民主和合作意识非常淡薄，合作社中公平合作的程度非常低，普通合作社成员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和发言权，甚至没有知情权。33部分合作社异化为少数人掌控的经济组织，34甚至异变为私企，而且少有合作社的生命周期超过20年。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