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虽然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创造的物质财富却大大超过以往各个时代的总和。中国工业化的成就更是令世人惊叹：仅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建成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既遵循工业化内在规律，又结合基本国情和时代背景，经过不懈探索，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后来“一五”计划提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放松农业、轻工业。1954年9月，毛泽东同志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提出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指出，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战略部署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不仅明确了实现现代化的分阶段目标，还以人民切身感受的生活水平（温饱-小康-富裕）作为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十六大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技含量高，是要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经济效益好，是要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摊子、追求数量增长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资源消耗低，要求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少，要求注重从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要处理好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通过教育和培训增强劳动力的能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我国紧紧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技术进步和产业转移等历史机遇，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建成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汽车、电脑在内的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实现了工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成功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2017年，党的十九大绘就了两个阶段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随着2020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国将从基本实现工业化向全面实现工业化迈进。2030年我国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制造业占比、人口城镇化率、非农就业占比等指标都将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到2035年制造业将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国家，是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个梦想必将变成现实。
工业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也同样蕴涵着“两个时期互不否定”的要义和逻辑。从新中国工业化历程来看，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依据不同阶段国情和实际发展需要，分别选择了“政府推动”与“市场拉动”两种不同模式，两者不仅不是相互否定的，而且是自然有机的衔接，即改革开放前“政府推动”的工业化为改革开放后“市场拉动”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后“市场拉动”的工业化是对改革开放前“政府推动”的工业化的承接和续写，也是发展逻辑的延伸和发展成效的显现。
基于各自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自身状况，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路径大体可分成两种模式：“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前者即政府推动下的工业化，依靠政府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再着力发展轻工业，进而不断满足社会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相应地，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必然会滞后；后者则是依靠市场拉动工业化，市场需求必然要求优先发展轻工业，首先努力满足国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再进一步促推重工业发展，国民能够同步得到实惠。[2]两种模式顺序倒置、相反，各有利弊，具体选择哪种模式，取决于一国的基本国情包括工业化的起点条件、内外部环境以及决策者的认识水平等。
5、社会工业化过程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政府计划主导下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推动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逐步实现产业布局进而实现工业化。其优势在于：一是政府统筹意味着规划先行，能够在国家相对薄弱的领域直接进行大量投资，强制性分配资源实现产业布局优化，逐步依靠计划补齐工业化建设的短板。依靠政府计划推动工业化，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建立起较完整的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快速促进工业化发展。二是通过高积累、低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来实现工业化，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的发展，既可以兼顾国防军事和国家安全，也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为国家长远发展夯实底座，打下扎实基础，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治国诸策，利弊各有。这种“政府代替市场”的工业化模式同样存在弊端：一是计划如果在信息搜寻、传递和处理过程中出现偏差，就会出现计划和实际不符的情况，造成比例失调，资源配置出现浪费甚至导致经济波动。二是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来支撑重工业的高投入，就会影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必然延滞甚至抑制消费，人民群众在工业化进程中难以同步得到实惠，长此以往会引发群众不满。
当然，相对应地，弊端也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市场难免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震荡性，依靠市场拉动工业化，亦会造成力量分散、生产无序的情形。其次，如果重工业发展基础不牢就优先发展轻工业，可能会引起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失调，容易走上依靠进口代替重工业发展的道路，使一国经济沦为国际上重工业大国的附庸，关键是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甚至政治军事安全，特别是当国际市场出现剧烈动荡时，还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严重时会导致工业化进程中断，国民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6、社会工业化的起步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要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充分认识到了工业的重要性，真正开启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从1949年至1978年，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是确实在较短时间内初步建成了相对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为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摆在我们面前可供参考的有两种工业化模式：一种是欧美国家的市场化工业化模式，另一种则是苏联的计划化工业化模式。面对通过何种工业化道路和模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中央进行了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应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逐步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则持相反的观点，主张在政府推动下优先发展重工业，进而推动农业和轻工业递次发展，最终完成工业化。毛泽东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并付诸实施，在我国初步确立了“政府推动”的工业化模式。为什么要选择依靠国家力量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呢？这是由当时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客观因素和党对工业化的主观认识水平决定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一，加快国防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国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物品禁运、经济封锁，中国处于群狼环伺的丛林法则之中，朝鲜战事充分证明其企图通过各种战略战术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领土安全，迫切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建立并强化国防工业，加快提高应对战争能力，全力建设军事工业基础。
7、社会工业化起步标志第二，发展经济和加强工业基础建设的需要。受战争破坏等因素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原有的重工业基础非常落后，工业化起点很低，正如毛泽东所言：“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可见，长期滞后的重工业已严重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收入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采取“政府推动”的工业化模式能够降低交易和运行成本，快速破除国内发展瓶颈，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局面。
第三，苏联工业化模式提供现成借鉴。我国在工业化模式的选择与实践上有苏联的现成经验可以直接借鉴，苏联创造了人类工业化的奇迹，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完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用50到100年时间才能达到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一变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是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援下起步的，从规划论证到实施都受到苏联工业化的影响。此外，当时我国也确实需要依靠国家力量进行工业化前期的资本积累，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发展重工业。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空前高涨，当家做主的中国人民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空前强烈，政府有条件有能力发挥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充分发动并依靠人民群众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子孙后代勒紧腰带搞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可行，而且是最好的选择。
8、社会工业化对体育的影响中国向苏联学习工业化经验，并没有原封不动、照搬照抄，而是强调以苏为鉴，不断反思工业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及时调整纠偏。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等逐渐意识到苏联式工业化道路的弊端，开始解放思想，探索真正“中国化”的工业化道路。
其一，针对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过分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问题，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5]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1962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正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其二，针对苏联重工业发展很快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缓慢的教训，提出审慎对待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的关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即要把发展生产同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相结合，做到国家、企业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利益兼顾，国家绝不能只顾及重工业发展而把企业和个人“挖得很苦”；中央也应适当给地方多放一点权力，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国还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
9、社会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其三，针对苏联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城乡二元分割的问题，提出大中小企业并举、推进城乡工业共同发展的思想。1958年，成都会议就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再次阐释了农村要发展工业、农民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理念。1963年，中共中央下发征求意见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也提出了要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为了使工业发展布局平衡，还应将发展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结合起来，以改变过去工业分布区域不均衡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认识毫无疑问是适当的，但因为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些想法并未能真正、完整地落到实处。尽管这一时期尽量对工业化建设当中的问题进行了规避和改善，但全面的大改革和大转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应该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工业化发展规律的探索是正确的、符合国情的，新中国自觉选择了一条科学正确的道路，成就伟大，可以说创造了奇迹，是中华民族工业和经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尽管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工业化建设的步伐也并没有停滞下来，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如远程导弹和氢弹试验、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洲际火箭、核潜艇、万吨巨轮、大型水压机、新铁路、新油田等大量“卡脖子”工业和科技项目，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功。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基本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根本性转变，经济领域有了跨越性发展，既为我国的政治独立和国防安全准备了物质条件，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与民生腾飞提供了技术支持。中国能够成为今天全世界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门类最全面的经济体，就受益于那时候的“高瞻远瞩”。
10、社会工业化程度具体说，一是工业门类齐全，发展初具规模。这一时期，我国工业总产值飞速增长，194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到1978年达到了4237亿元，增长了29倍之多。[7]中国主要工业行业也基本完整涵盖了冶金、电力、煤炭及炼焦、石油、化学、机械、建筑材料、森林、食品、纺织、缝纫、皮革、造纸、文教艺术用品等广泛行业，且诸如电子、化学纤维、原子能、航天工业等一批新兴的工业行业得以迅速成长。居民生活水平总体来说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我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从1952年的80元增加到1978年的184元，其中农村居民由65元增加到138元，城镇居民由154元增加到405元。[7]
三是工业自主研发能力快速增强，工业技术和管理水平迅速进步。截至1978年，大多数工业行业具备了独立研究与开发具有一定技术含量产品的能力，如冶金工业形成比较完善的技术应用体系、机械工业具备研制现代化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能力、轻纺工业拥有生产多种新型纤维产品的能力等。同时，主要工业原料和基本工业消费品实现了自给自足，能够统筹好国内制造和国外进口。实际上，这一时期居民所消费的绝大多数工业品，都是通过在国内大规模生产获得。另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口城镇化率在此期间虽然波动不大，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①。
改革开放前，中国选择践行“政府推动”的工业化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但并不是说这条道路可以永恒，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其历史任务必须转向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主，这就亟需寻求另一种工业化模式来继续深入推进工业化，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拉动”模式应运而生，并在实践中获得了转型和完善，取得了辉煌成就。
